在晚明之后，江南承平，经济繁荣，“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在失传的工艺得以恢复的同时，极具巧思的新工艺也在不断涌现，同时文人的审美也在向下影响着普通大众的审美，以及推动着匠人的工艺往更为精致的方向发展。
随着士人生活风尚的艺术化转变，避俗之风的盛行，啜茗善弈、种竹栽花、甄别古玩、谈谐诗骚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此时的文人，“以科名归养，暇日颇多，风气渊雅”，生活富足之下自然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闲情逸致喝“时尚之风”，尤其注重生活的艺术化，甚至连许多前人未曾注意过的细节也极尽风雅之能事，居室的美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奇石、钟彝、瓶花、名画、碑帖、屏风、铜炉、古琴等等，充斥在文人的书房中，时刻体现出闲适、优雅和精致的生活旨趣。正如《看山阁闲笔》中所言：“器用大有关于人之幽俗，不可不究心也……文房一切玩好之物既须古制，而对月赏花之茗碗酒樽，虽时器亦必须选择精工仿古者，其人可为韵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说：“故余自闲日，遍好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悉究心。”
文人不仅崇尚人本身的“韵”，对于这些器用之“韵”有时也达到了近乎苛求的状态，这样的标准刺激了“时器”制作者更着意运用巧思，追求雅意，同时文人也常常参与到其中指导制定制作标准、引领审美风尚，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出他们所希望体现的个人感情，并能够流露出自然而然的书卷气。尤其是案头时时可见的雅趣点缀之物，更是作为了重中之重，“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文房器具，并非仅仅用“玩物”一词就能概括。而寿山石除了作为印材之外，也常常被制作成这些案头雅器，或供实用、或供欣赏、或供把玩，这样的文房趣味自晚明起，其中虽亦经历了式微，却依然得以延续到当代。
文玩雅器的种类很多，有些适合以珉玉材质制作，其中最常见的当属镇纸。镇纸是文人书案上用来压纸的工具。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镇纸”一则：“镇纸：玉者，有古玉兔、玉牛、玉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螭诸式，最古雅。”注释为“以铜、玉、石、竹等为之，或肖禽、兽、麟、介诸形以镇纸，使之不动，亦称‘书镇’”寿山石做为镇纸时，最初仿造玉镇纸进行设计构思，因此也出现了诸如螭虎、太狮少狮、辟邪等形象的圆雕镇纸，追求的是稳重与温润并存的质感。
稳重是为了能够满足其实用性的功能，而温润则是便于文人能够将其作为案头雅物，时时把玩，因此镇纸或是底部平整的几何形状，或是以古兽蹲踞伏卧作为题材，整体较为宽平，避免高瘦等不稳定的造型。而在几何造型的镇纸中，为了迎合文人崇尚雅致的审美取向，常常进行小范围的雕刻点缀，如在镇纸表面雕刻兰草、灵芝、流水、轻云等等具有丰富中国传统象征意味的意象，以便为规整的形制增添些许性灵的趣味，也更符合文人书房整体的气息。
而另外一种书房常见的案头雅器就是水丞。水丞也被称作水盛或水盂，始兴于汉代，定型于三国、两晋，发展至明代时，出现履式、豆形、瓜果和动物等形式。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的“晋人水盂”条有言：“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可见水丞是一种蓄砚水的文房小器。由于磨墨用水较少，故而水盂大多呈精致小巧之态；又为了与“水”相关，因此在寿山石雕刻的水盂中，常有各种像生的巧思。比如有以白芙蓉石雕刻整片荷叶作为水丞主体，又在荷叶边利用巧色作若干朵小巧的菡萏用以点缀，此造型仿佛与元代“龟游莲叶”纹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追源溯流，此造型有可能出于碧筩杯的启发，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七·酒食》中收录了“碧筩杯”一条：“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慤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文人雅士宴会雅集的时候以天然的荷叶来代替酒器等俗物，既应了盛夏三伏之景，又带来了幽闲清凉，无疑是极为高雅的。只是当它作为水丞的造型出现时，杯中装的就不再是酒，而是老庄所言的“上善”之水了。
有了压书纸的镇纸、蓄砚水的水丞，文人自然可以濡墨书写，此时，能够搁放手臂、防止墨迹污染衣袖的臂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造型上，为了追求枕臂时的舒适，寿山石雕刻的臂搁多作长方拱形，仿佛劈开的一部分竹筒，整体简洁大方，雕饰上多采用薄意手法，力求表面平整，至于图案，自然也多与文人趣味有关。如以“青溪赤龙图”为主题，雕刻大片海水纹以及其中御波而行的隐现长龙，气势雄浑而纤毫毕现，颇得南宋画家陈所翁的《九龙图》之雅意。
除了镇纸、水丞和臂搁之外，以寿山石雕刻而成的文房雅器还有笔格、研山、笔床、笔洗、笔觇、压尺等等，它们除了注重实用性之外，同样注重装饰效果，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物件，都无不彰显出文人的闲情逸致。当然，回归到最本真之处，寿山石雕刻中最能够表现出文人趣味的，依然非印章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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