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汉人刻玉法，非元朱文也，戊申长至前二日。”
这是这枚桂馥在自己篆刻的“瓦研斋”闲章上留下的边款文字。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年），也就是1788年，桂馥五十三岁。
这个年纪，对于读书人身份的桂馥而言，即便已经年过半百，却尚未“知天命”。毕竟，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他五十四岁的时候，桂馥才得以中乡举，再过一年，他方考中进士，甚至特地为此写下了《五十五岁登第》的七言诗作为纪念：“娥眉十五嫁王孙，老女妆成也倚门。莫诵乐游原上句，夕阳空自怨黄昏。”——古代常用嫁娶比喻进士考试，比如那首著名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当然，第三四句用了李商隐脍炙人口的《登乐游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约在桂馥的内心，五十五才得中进士或许来不及有太大的作为和成就——当然，这只是作为读书人的桂馥而已，而作为篆刻家、金石学家、文字学家的桂馥呢？
五十三岁的篆刻家、文字学家桂馥，已经在四年前完成了他的篆刻学、文字学著作《缪篆分韵》，序言作者盛百二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吾友桂未谷精于小学，方博考诸书，作《说文解字》学，为工甚巨。其书先成者，则有《缪篆分韵》。盖取汉铜印编成，以补缪篆之缺，字字典确，与《金石韵府》之类杂而不伦者相去远矣！”在我们篆刻最为基本的工具书《汉印分韵》三集序更说道：“汉印集字之书，莫始于桂氏未谷《缪篆分韵》。”而另外，在印学史上地位极为重要的桂馥《续三十五举》（乾隆戊戌年成）、《再续三十五举》（乾隆庚子年成）、《续三十五举（更定本）》（乾隆乙巳年成）均已完成，如此的卓越成就，是诸多金石学者耗尽毕生也未能完成的，更不必说还有《说文义证》、《札朴》、《晚学集》等等著作，甚至在戏曲上亦有成就。
清 桂馥 《续三十五举》
桂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桂馥，字冬卉，号未谷，一号老菭，又有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忍媿陋生诸别号。据《清代学人列传》所述，桂馥年少嗜学，于书无所不读，尤究心小学金石，工篆隶。
书法是篆刻的基础，桂馥极为擅长八分书，也就是隶书。桂馥生长在曲阜，曲阜乃是孔子故里，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大量的汉碑便屹立在了曲阜，桂馥少时耳濡目染，深谙汉碑之书风，因而其隶书取法汉碑，却又不拘泥于汉隶面貌，风格端正方严，气息沉着从容。《木叶厱法书记》说：“（桂馥）善分隶，得《孔寅碑》之神。论者以为山左第一。著有《国朝隶品》，兼工指书，《复初斋集》有题《桂未谷指头八分歌》，行、楷书亦瘦秀飘逸，自成一家……尤精篆刻，所著《续三十五举》及《缪篆分韵》，印人咸奉为圭臬云。”《小沧浪笔谈》说他“诗才隶笔同时无偶”，而《松轩随笔》更是记载：“张维屏曰：‘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为第一。’”他的隶书与伊秉绶齐名，有“南伊北桂”之称。桂馥、伊秉绶二人又与黄易、陈鸿寿并称“清隶四家”，名噪天下。
自幼学习隶古书的钱泳先是见识了伊秉绶的字，认为很容易，之后见过了桂馥的书法，方才彻底折服，（认为无法超过）而转学了唐人书法。可见时人甚至认为，桂馥的隶书或许还要胜过伊秉绶一筹。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说：“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在这枚印章上，桂馥亦有书法上的体现，除了单刀法作行书边款记载篆刻时间等相关内容之外，另一面边款作：“未谷为长卿作”。虽然仅有六个字，但体态方整，笔画平直、见棱见角，有的带真楷笔意，舒展开宕，有厚重的体积感，很得东晋方隶碑文的醇厚朴茂之韵味，在印章边款中极为少见。在方寸之间却有磅礴的气势，难能可贵。据《退庵书画跋》记载：“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桂能缩汉碑而小之愈小愈精。”桂馥最为出挑的就是“缩汉碑而小之愈小愈精”，可见其以小字隶书蔚为著名。又据《雪桥诗话》说桂馥“作书迟缓，一刻只成五六字”，桂馥写书法极为迟缓，大约这个篆刻有书意的边款更要缓慢了，“慢工出细活”，也难怪其价值日高。
而关于桂馥的篆刻，桂馥在《缪篆分韵补序》中也说自己“少时笃嗜古铜印，凡南北收藏家，不远千里求之，所见日多。”可以说，对碑刻铜印的喜好贯穿了桂馥的一生，广博的见识、收集了众多秦汉铜印的经历为桂馥的篆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袁枚评价“曲阜桂君未谷好篆隶学，尤工摹印，所制皆极淳古。又尝博采秦、汉而下官私符印，以及宋、元诸家之谱，编类其文……尝与余同寓东阳官舍，见其葄枕图史，手不停披，除食饮外，无一刻不与残碑断玺精神往来，所谓古之人欤？古之人也。”年长之后，桂馥又与金石学家翁方纲、篆刻家黄易、散文家袁枚、画家罗聘等文学艺术名流均有往来，互相交流之间，也精进了他对于金石文字、秦汉印玺的理解和鉴赏力，从而自然而然地提升了他的篆刻水准，造诣日益精深。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中说“（桂馥）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拟之文三桥云。”“文三桥”即文彭，文徵明长子，著名的明代篆刻家，“开浙派之先声，导邓派之前路”，在篆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桂馥在当时就被与文彭相比拟，可见桂馥的篆刻所受到的推崇。
桂馥认为，篆刻应该师法汉印，他在《续三十五举》引用毛奇龄的话说：“铁书宗汉铜，尤之毫书法晋帖。”，又引用王兆云的说法：“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因此，桂馥的篆刻作品往往追摹秦汉印章之风，在这枚印章中也有体现。正如边款所说的“仿汉人刻玉法，非元朱文也。”桂馥刻“瓦研斋”三字斋馆印，用的是汉代刻玉印的风格，布局舒展精神，线条平直规整，筋骨挺立，“斋”字下方笔道等距垂长，“直如挺戈，坚卓如山岳”，风格庄重典雅、凝练稳妥，气息纯正。在《续三十五举》中，桂馥引用米芾的《书史》道：“米氏《书史》曰：印文须细，圈细与文等。我太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在这枚“瓦研斋”中，桂馥也秉持了这样的审美趣味，朱文线条细而质，边栏线条亦和印文本身粗细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桂馥在边款中特别提到“非元朱文也”，也符合他本人的习惯。同样是《续三十五举》里，桂馥引用了何震的说法：“圆朱文，始于赵松雪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圆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汉印精工，实由工篆书耳。”可见桂馥认为元朱文不太古雅，因而在刻朱文时用了汉人刻玉的风格回避了元朱文，并强调了“非元朱文也”。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这件作品的边款：“仿汉人刻玉法，非元朱文也，戊申长至前二日。”“戊申”，也就是乾隆五十三年。所谓“长至”，《礼记·月令》有云：“（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孙希旦的集解写道：“孔氏曰：长至者，谓日长之至极。”，“长至”意为夏至。乾隆五十三年的夏至，五十三岁的桂馥“教习期满，补长山训导”已有三年，前一年与自己的同道好友、济南历下人周永年（字书昌）决意“振兴文教”，于是两个人一起买了田地，建起了借书园、献出两家的藏书“与天下万世共读之”，资助“欲购书而无从”的贫寒好学的书生，“并祠汉经师其中，其诱掖后学甚笃”（桂馥《晚学集》）。两个人甚至特意编写了《借书园书目》，“开图书外借之始”（《东昌府志》），借书园便是最早的私立图书馆。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刻下这方“瓦研斋”的戊申年，借书园已具规模并且稳定下来，次年就要乡举的桂馥大概亦处在无琐事需要奔忙的状态，一心筹备着即将来临的乡试，在这样相对悠闲的氛围中，对篆刻已有大成的桂馥为长卿所刻的“瓦研斋”，气息从容不迫，全面地展现了他的书法、篆刻的风貌，可谓难得。
桂馥（1736-1805），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别号萧然山外史，晚称老苔，一号渎井。为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山东曲阜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入国子监，补长山县（今属邹平）县学训导。曾与历城友人周永年在济南五龙潭畔创立潭西精舍、借书园，藏书万卷。乾隆五十四年（1789）赴乡试中举，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士，任云南永平县知县。为政宽简，辖境称治。嘉庆十年（1805年）卒于任上，享年七十岁。桂馥从小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小学，精通《说文》声义。曾著有《说文义证》五十卷、《缪篆分韵》、《续三十五举》、《札朴》、《晚学集》、《清朝隶品》、《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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