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寿山石雕的审美，仿佛正在蘧然之间，从大型的摆件转向了更为精巧的案头清玩。“掌中逸趣”不仅成为收藏者们津津乐道的赏玩爱物，更是整个寿山石交易市场中精彩迭出的亮点。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寿山石小件文玩趣味的兴起。
而实际上这种风潮的流行，与其以“兴起”一语蔽之，不如用“复苏”二字概括更为合适贴切些，若我们仔细追溯石制文玩的历史，也许会赫然发觉，它的出现时间并不亚于最为传统广泛的印材历史。
清代著名的篆刻收藏大家周亮工在他的《赖古堂印人传》的“书文国博印章前”一篇中提到：“……而使何主臣镌之，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艶传四方矣。蓋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以冻石雕刻草虫，无论是装饰还是把玩，晶莹剔透之间俨然都有玲珑别致之美，较之端方稳妥、有棱有角的印章，冻石似乎在这类小物件上更能够展现出其莹澈如露华的美感，这大抵是以石雕刻文玩最令人赏心悦目之处。
如果说以上的记载与真正意义上的案头清玩还尚有距离，那么清宫所留存的档案之中，对于寿山石制作文玩则有了相当明确的记述：这些寿山文玩不仅涵盖了笔头、笔架、水丞、压纸等众多品类，其所费巧思也颇值得注意，从花色上而言，所甄选的寿山石以红、白、花为主，从式样上而言，则有天鹿、山峰、双喜、灵芝、福禄寿、年年有余等等，甚至在台北故宫博物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清廷田黄石异兽书镇、寿山石天禄永昌书镇等文房作品的身影。从中可见，其时之文玩，并不一定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非“高雅题材”所不取，一些民俗题材若能雕刻精巧，亦可做到别致有趣，雅意十足而格调自高。
而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的是，当时无论是传闻中的灯光冻石，还是作为贡物进入宫廷的寿山石珍品，在当时所采掘的数量实在并不太多。原因除了受到历史生产力的限制之外，赵汝珍的《古玩指南》记载：“……嗣后三藩之乱，耿精忠据福建，大肆开发，不计毁坑，因之佳石遂竭，以后虽仍续产，但精石已为前人取尽”，陈克恕的《篆刻针度》也同样说了“好事家接踵穿凿，而山谷一空”、“寿冻殆尽”的话，清人许旭的《闽中纪略》中明确道出：“向系闽产，百年来已绝”之语，更不必提毛奇龄在《后观石录》中记录了自己如何通过友人相赠、四处求购甚至赌棋等颇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才收获了十数方佳品。
历经劫难之后所余存的寿山佳石寥寥可数，端方者自然被平为印章，剩下的形状虽不平整，却也不乏温润明莹的极品，弃之可惜，但又实在不足以挖出完整的章料，那么以它们制作文房雅玩的小物件，就再合适不过了。何况，时人收藏寿山石印章者，以文人居多，大型摆件恐难入他们的青眼，而譬如笔架、水丞、压纸一类文房必然会用到的物件，则更能够让文人在挑选印章的同时，去收集这些雅玩。因此，在清代乃至于民国时期，这一类文房雅玩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甚至应该说在某些阶段悄然流行着。
而它们的突然“消失”，其实与解放后生产力逐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关联。一旦动用了火药、机械等工具进行开采，寿山石的出产不仅变得更为快捷，产量也骤然增长，完整性更有了相当程度上的提高：这么多雕刻级别的寿山石，裁切章料肯定是绰绰有余，雕刻成大型摆件亦不是什么难事。并且比起只受文人偏爱的掌中玩物，当然是民众普遍能够欣赏且又极具冲击力和故事情节性的大型摆件更符合解放之初至改革开放以前的审美趣味，文房雅玩便在如此浪潮的冲刷之下，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寿山石文房雕刻一脉，并没有真正埋没在历史之中，哪怕在当时的记录中，寿山石实用品里依然有“文具”一类，只是此时的寿山文房器物，更多地注重的是其实用性的发展开拓，恐怕难以称之为“雅玩”。
但正如艺术精品拥有永恒的生命力一般，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埋没在历史之中，近几年随着寿山石开采量的不断下降，未经雕琢佳石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加之雅致的书房审美趣味的回归，文房雅玩终于得以“复苏”。此时的文房雅玩，更加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而实用性则相对减弱——毕竟在如今的书房之中，传统的笔墨纸砚并不再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实用文具，伴随它们而出现的水丞、臂搁、笔架、镇纸、砚屏等等亦更多地承担了装饰的作用。同时，随着实用性的进一步降低，扇面小件等纯观赏性的雅玩纷纷涌现。总体说来，它们的设计都注重典雅中出巧思，以石材天然的巧色纹理雕刻出别致的点缀，而与历史源流不谋而合的一点是：在这些文房雅玩中，多雕刻草虫象生等，以自然意趣来增添文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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