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印钮的造型，历代流传下一定的形制，在众多印学作品中均有记录。早先的印章的印钮除了简单的台钮和坛钮之外，通常以动物为题材。在《汉旧仪》中就详细记载了从诸侯王到列侯再到不同品阶的官员所佩之印的印钮题材，其中列侯、丞相、太尉、前后左右将军等所佩之印均为龟钮。汉印的印钮之所以以龟钮居多，大约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关。这些关于秦汉印章记载，大多说的是官印。
随着私印的增多以及印材的丰富，印钮的题材也越来越多，从盘螭钮、天禄钮、辟邪钮、虎钮、鱼钮等动物钮，再到人物钮、山水钮……不一而足，如明代甘旸的《印章集说》：“印钮：秦汉印钮，有龟，有螭，有辟邪，有虎，有狮，有兽，有骆驼，有鱼，有凫、有兔、有钱、有坛、有瓦、有鼻，其钮用以别品级。近有以牙石作玲珑人物为钮者，虽奇巧可人，不过玩好，其典雅古朴则弗如古也。”可见印钮形制虽多，依然以古代沿袭下来的坛钮、瓦钮、鼻钮、兽钮等为最受文人欣赏。在寿山石印章中，同样也以这些传统的古代钮饰最为广泛，尤其是古兽钮，饶有古韵的同时又寓意吉祥，可谓两全其美。
古兽钮的寿山石印章与其他材质古兽钮印章有相似的审美标准，如追求古兽神采奕奕的面部，准确灵活的肢体。尤其是传说中的瑞兽，更要表现出非同凡众的神韵，即所谓的“态势”。所谓“有威可畏之谓势，有仪可象之谓态。”
古兽神情需威严而不猖狂、姿态需端庄而不做作，才会有雄踞雅健的“态势”。在古兽外形的塑造上，讲究肌肉停匀，有肉有骨，缺一不可。若是只有骨而无肉，古兽难免形销骨立，显得单薄；只有肉而无骨，则显得臃肿俗气了。另外需具有动感，其情态、动作要与题材相互呼应。如双螭中的母螭神情温柔，有爱怜护子之态，小螭须天真稚拙、憨态可掬；又如醒狮戏球，则要着重体现狮子抖擞振奋的精神气质和跳跃的身姿。
当然，在印钮发展的过程中，文人并不拘泥于传统，更不愿泯然众人，新的印钮艺术不断诞生，其中博古钮饰就具有典型的文人化的审美趣味。“博古”一词追根溯源，最早出自王黻的《宣和博古图》。此书成于宋徽宗宣和五年，书中收入约八百件青铜器，并将它们的纹饰加以详细的分类与定名，甚至诠释了不同纹饰的含义，并探索了古人以不同动物作为纹饰的原因和目的，正所谓“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也正因此，凡鼎、尊、彝、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被用作装饰题材时，取《宣和博古图》中的“博古”二字，称之为博古，寓意高洁清雅。但在寿山石印章的雕刻中，由于其本身材料的特点，更多地使用器物纹样作为装饰题材，当然以器物本身造型作为寿山石博古装饰的情况也并非不存在。而这些装饰题材，实际上最早出现在玉石材质的礼器上，之后才为青铜器所借鉴，在商周时期主要以此纹饰象征权威、震慑下层，或是以此沟通人与天地。
当博古纹饰重回玉石雕刻上时，已经不必再靠花纹的恐怖来震慑下层民众了，因此其可怖凶悍的面目逐渐在细润的石材上变得更加温和，但其肃穆端庄的气韵却并没有因此弱化，反而更增添了特别的典雅气质。尤其在寿山石的雕刻中，作为主题纹样的动物纹饰，其装饰意味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强调其准确的对称性和流畅连绵的线条，表现出石雕把玩功能中独特的细腻美感。这是靠粗犷手法进行铜水浇铸的青铜器所不能够达到的，也因此，寿山石雕中的博古纹饰顿生了一分精致优雅的文气，更增添了不少亲切随和之感，这是神坛上的青铜博古纹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寿山石博古雕刻的显著特点之一。
自神坛上走下的博古纹饰依旧在表达着哲理思想，只是封建统治的“哲学”早已淡化，更加突出的是它的人文气息。寿山石上的博古纹往往文气十足，表现的是创作者对立身处世的态度。这种哲学并无“治国平天下”的大气磅礴，却平添了“格物致知”的隽永意味，可谓以小见大的典范。
昔日的博古纹沟通的是人与天，而如今的博古纹则是寿山石艺术与文人情怀之间的桥梁，一枚寿山石博古章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中国上古时期的神秘与肃穆感，更多的是明清时期文人金石收藏的审美情怀复兴，犹“如铜器，古者淳厚，虽朴素而神气喜其韫藏，常邀百世之赏”。寿山石中的博古雕刻工艺也同样如此，创作者往往取石中质地纯净无暇者，以规则的、高度概括的博古图案略作修饰，简练中款素性淳之气顿生，非繁缛镂雕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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