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古董夜场”： 藏家刘益谦近半亿竞得两件
摘要：2015年12月7日晚，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禹贡——十周年古董珍玩之夜”在北京四季酒店举槌，共推出15件古董精品，总成交额达到251,045,000元，成交率86.67%，共8件拍品超过千万元成交。其中，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 2015年12月7日晚，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禹贡——十周年古董珍玩之夜”在北京四季酒店举槌，共推出15件古董精品，总成交额达到251,045,000元，成交率86.67%，共8件拍品超过千万元成交。其中，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以7475万元成交，成为本场价格最高的拍品。据雅昌艺术网独家获悉，著名藏家刘益谦在本场竞得1288万元成交的清乾隆御制紫檀三间式大佛龛以及3392.5万元成交的清乾隆燃灯佛。清乾隆燃灯佛，高51cm 清乾隆御制紫檀重檐庑殿顶三间式大佛龛以460万元起拍，1120万元落槌，成交价达到1288万元(拍前估价：RMB5,000,000-8,000,000)。 清乾隆御制紫檀重檐庑殿顶三间式大佛龛 长122cm;宽55cm;高100cm备注：美国西海岸贵族旧藏，1930年代购自上海 明清之际，出于绥抚蒙藏、庇佑国祚、祈福延年等需求，历代帝王对藏传佛教均推崇有加。特别是清代康雍干时期，北京、承德、五台山、呼和浩特等地大兴土木营建藏传佛寺，大量御制造像、佛具随之应运而生，充分体现出清代鼎盛时期杰出的艺术与文化成就。惜岁月流转，留存至今的木质佛具已属凤毛麟角，且多藏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处，现身于拍卖市场者近年仅此一例。与其稀缺性相应，本佛龛特殊的贺寿用途、地位尊崇的认看供奉上师，以及穷极手段的精工制作，共同构成了其非凡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保利秋拍“十周年古董珍玩之夜”成交价TOP5 No.1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成交价：7475万元 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以咨询价上拍，5500万元起拍，6500万元落槌，成交价达到7475万元。 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 印面8.2cm×8.2cm;通高7.8cm 此件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曾于2007年11月27日在香港佳士得以1600.75万港元成交;2011年4月8日，该件清乾隆白玉玺在香港苏富比以6450万港元成交，后由私人家族收藏。 此方宝玺白玉质，交龙钮，印面呈8.2厘米见方，其上减地阳文篆书“太上皇帝之宝”六字，印台四面阴刻乾隆帝所作御制诗《自题太上皇宝》。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在乾隆帝所制的诸方太上皇帝玉玺中，题刻有御制诗文者实属少数，故而愈加珍贵。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御玺印谱《乾隆宝薮》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十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这些宝玺都是同一时期相同背景下所制，不仅是乾隆帝晚年作为太上皇帝时遗留下来的标志性对象，同时还是了解其晚年生活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No.2明万历金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成交价：3622.5万元 明万历金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以咨询价上拍，2800万元起拍，3150万元落槌，成交价达到3622.5万元。 明万历金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高28.5cm 这件明万历金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重1138克，曾于1977年在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展出，并于2010年10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3202万港元成交，此后分别由巴黎古董商S.Ballero和法国重要藏家收藏。 此件金胎累丝执壶用料高贵奢华，工艺精致，乃明代佳器的极致。中国的御制器物，以金胎盛器最为稀罕，且查阅公私收藏，尚无与本品全然相似者。执壶是盛装液体的容器，多为酒器，唐宋时称“注子”，元明时称为“执壶”。 No.3十八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成交价：3622.5万元 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以1800万元起拍，3150万元落槌，最终以3622.5万元成交(拍前估价：RMB22,000,000-32,000,000)。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 长50cm;宽29.5cm;高102cm 本拍品约于1780年前后由英国制表匠皮特-拖克勒(PeterTorckler)为乾隆宫廷特别订制。自鸣钟以五盘发条为动力源组成各自机械传动部分，完成走时、打点、打乐和大象表演等各种动作。座钟内插有一张旧卡片记录了20世纪初波斯恺加王朝皇室钟表匠对其数次修复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此座钟应为波斯国王纳赛尔丁?沙阿?卡扎尔(Naseral-DinShahQajar)于1890年在伦敦购藏，后于波斯皇室内递藏。此座钟装饰上中西合璧，在清代造价非常昂贵，被当作贡品从达官显贵手中一级一级传递到宫廷内部，同类座钟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乾隆对于精奇新颖的英国座钟的喜爱，中国成为英国出口钟表的重要国家，欧洲人也常称此类座钟为“乾隆钟”。目前存世的大象文物钟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象鼻沿着固定的顺时针方向运行，每旋转六十度完成一次卷起与落下，六组舒卷动作之后完成一周的运行;而另一种则是在象鼻保持固定弯度的情况下，机械开始运动象鼻则沿着顺时针方向均速转动，并无其他伸卷动作。而只有此座钟象腹内的机械传动机构才真正实现了将两种方向的运动迭加，目前所见存世极少。 No.4明黄花梨雕螭龙纹方台，成交价：2587.5万元 明黄花梨雕螭龙纹方台以1200万元起拍，2250万元落槌，最终以2587.5万元成交(拍前估价：RMB15,000,000-20,000,0000)。明黄花梨雕螭龙纹方台 面49×49cm;肩57.5×57.5cm;高141cm 本拍品曾经北京龙顺成硬木家具厂、李翰祥“清水山房”珍藏。取形于正方形方台和长方形方几，在结构上完全以直模仿建筑轮廓，给人以庄穆之美。为了表现纪念碑性的装饰效果，取材石雕建筑上常见的魑龙、卷草作为方台正面的表面装饰，这种纹饰频繁出现在明代嘉靖、万历经天启、崇祯时期的瓷器、玉器和家具上。 中国人宜室宜家的传统观念，推动外园林、内陈设的起居经营长期持续的发展，在明代中期达到最高点，同时也开创了许多家具制作新方向。关于使用者的身份，主要分为皇家官方和精英文人。皇家的突出代表是明天启帝朱由校，天启朝几乎没有烧造官窑瓷器，内府作坊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新建的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作朝堂陈设大器上。明代文人日常生活起居崇尚文心匠艺，由此产生的明代文人家具古朴简练，与文人追求虚静孤高的心境暗合。而与文人家具不同，明代皇家更注重装饰陈设对于显示帝权的作用。为了使自己的权威和荣誉炫耀于世，强调一种能够体现皇权威势的纪念碑性风格。这种意志将青铜器的庄严、石雕的雄伟和文人家具的趣味都吸收进来，具体实物我们只能从罕见存世的寥寥巨制中管窥一二。 No.5明万历俪松居藏黑漆描金彩绘人物瑞兽龙纹顶箱大四件柜，成交价：1725万元 王世襄先生“俪松居”旧藏明万历俪松居藏黑漆描金彩绘青绿山水宫苑人物瑞兽龙纹顶箱大四件柜无底价起拍，现场竞价到50万元时，直接有人跟价到500万元，最终以1500万元落槌，成交价达到1725万元。王世襄先生称此对大柜为“无价之宝”，藏家尊先生意，特此以无底价委托。明万历俪松居藏黑漆描金彩绘青绿山水宫苑人物瑞兽龙纹顶箱大四件柜宽135cm;高285cm;进深77cm 此俪松居旧藏“大明万历年造”款大四件柜曾出版于2012年《王世襄柜》和《中国古代髹漆家具》两书中。无论就木件、铜件还是就髹漆、画面而言都是非常完整的，这对于大型彩绘家具尤为不易。就髹饰、款识、制式三方面而言，同时具备彩绘、官款、明枨三要素的顶箱柜仅有此对，显然它是髹漆家具中的孤品。 这组大四件柜未见于任何明代官方或私人的文献记载，甚至也未见于任何清代官方或私人的文献记载，但该柜的官方款识以及五爪龙纹表明它应出于清宫旧藏。据王世襄称，此柜很可能于清末民初从故宫逸出，随后落入北京一名医世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此柜为王世襄收藏。根据《怀念惠孝同先生》一文记载，王世襄曾为购买家具，向惠孝同借二百元，“两年后始还清，币已贬值。今日思及，犹不觉颜赧”。2003年6月8日，原藏家访问王世襄先生时被告知，此文所谓“家具”即该柜。 1966年文革期间，此柜被迫查抄上缴。据中国文物研究所杨树森回忆，1982年，王世襄将此柜暂存国家文物局红楼院内，1983年前后运回王世襄芳嘉园家中。据王世襄先生告知，1985年出版《明式家具珍赏》以及1989年出版《明式家具研究》时，柜类家具所收甚少，而用线图甚多，皆因拍照不易。此柜因为体量极为庞大而不便拍照故也未收录于《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书中。由于未曾收录，因此也未提供给上海博物馆入藏。2001年，李辉出版《王世襄：找一片自己的天地》，此柜用作封面王世襄像背景。 2008年盛夏，《中国古代髹漆家具》作者探访王世襄先生，提出将此书志以“献给袁荃猷先生”。王世襄先生沉思良久，缓缓说到：“你将那对大柜写明‘俪松居旧藏’吧”。遵王世襄先生遗愿，此柜遂以“俪松居旧藏‘大明万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绘青绿山水宫苑人物图龙纹顶箱大柜一对”为名编入是书。 “保利十周年秋拍中，真的要向古董杂项部表示祝贺，我们在原来的板块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国宝级的重要作品，使得古董部在十周年之际，向世界级的水平迈进了一大步，很多游走于国际的藏家表示，全球古董看保利。”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在拍卖前接受雅昌艺术网专访时说道。（本文转载自 雅昌艺术网福建站）
闽公网安备 35010202000268号